1975年3月29日，郑洞国（右方）与文强（左方）合影留念。
谈及内战中的罪魁祸首，诸如杜聿明、黄维，名字广为人知。然而，一提到文强，许多人却对其事迹模糊不清。实际上，文强的一生曲折跌宕，堪称超越所有传奇故事。
文强中将，在军统中荣升至最高军衔，堪称在世最长寿的被俘将军之一。直至2001年，他安详离世，享年九十四岁，被誉为“世纪老人”。
“三个林彪也难敌我一人”
文强，生于1907年，出身于当地赫赫有名的望族文家。其祖辈中，有一位声名显赫的先祖，那就是宋末的宰相文天祥。文强本人，正是文天祥的 第二十三世孙。
回顾文强的青少年时期，周围环绕着日后成为共产党高层的众多人物。正如他的回忆录所述，他最初是通过※※※结识了何叔衡和谢觉哉。中学毕业后，他进入湖南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深造，该校校长为徐特立。在学校期间，他还结识了夏曦等日后在共产党中崭露头角的一批人物。文强加入共青团后，在夏曦的激励下，他报考了黄埔军校，并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成为了黄埔四期的一名学员。
迄今为止，正如我们所言，文强与众多当时的进步青年一道，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澎湃潮流之中。
踏入黄埔军校数月之后，文强及当时的一批黄埔共青团员，便被召集至农民运动讲习所，同行的还有林彪、李运昌、陈林达等。聚集一堂的目的，便是入党宣誓。令人难忘的是，周恩来亲自担任了他们的入党介绍人，因此文强时常提及，周恩来是他的入党引路人。
当时文强正就读于军校，与林彪、周恩寿、李运昌同组，身为班长一职。然而，他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这起因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里不知怎么还剩一颗子弹。等晚上人都开始睡了，林彪就开始摆弄他的枪，不知怎么突然走了火，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上铺那个人姓林，叫林伟俦，好在当时他没在床上。不过有意思的是，后来他成了国民党守天津的中将军长，并在战斗中被俘，而打天津的，正是林彪的四野。如此大的事，上边查来，文强身为班长，自然要把事情的经过汇报清楚，于是林彪被关了禁闭。为此林彪深恨文强，骂他是“湖南骡子”，“告密者”，并事后和文强打了一架，不过文强练过武术，按他的话“即便三个林彪联手，也难以敌我一人。”由此可见，林彪在这场冲突中又处于下风。
文强，凭借在艺术专科学校习得的速记技艺，于军校期间担任周恩来同志的速记员，从而结识了众多国民党高层人士。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更是将他引荐加入国民党。然而，在1926年党务案整理之际，文强毅然脱离了国民党，并向公众揭示了其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
1926年5月底，鉴于北伐战事紧迫，文强等300余位学员毅然决定提前完成学业，奔赴武汉前线投入战事。
当文强等人抵达武汉之际，武汉已基本实现解放。随后，得益于邓演达的引荐，他们随朱德一同前往四川，致力于争取军阀杨森的友谊，并在那里结识了共产党另一位杰出的元帅陈毅。
在南昌起义爆发的前夜，文强接到了恽代英的紧急指令，即刻动身，火速赶往九江，以向贺龙的部队报到。途中，他偶遇了昔日的黄埔同窗周恩来。
在南昌起义期间，文强担任第三师特务连连长，其师长为周逸群。起义受挫后，文强向周恩来请教，询问如何在无前方后方的境地中作战。周恩来建议他前往广东海陆丰，那里有苏联军舰接应，能提供武器补给，从而拥有后方支持。文强遂以营指导员的身份，率领三百余战士随大部队向东进军。然而，当部队抵达潮汕时，并未见到苏联军舰，发现彭湃曾在此建立根据地，但当地组织难以联系，且粮食和资金匮乏，每日仅能以甘蔗充饥。队伍因此迅速溃散。文强仅与十几名部下逃至香港，通过出卖苦力、背负铁砂赚取微薄收入，购买前往上海的船票。最终，他们各自返回了故乡。
颇有趣味的是，文强及其同伴在上海竟然上演了一出窃贼的戏码，而受害者竟是文强的国民党入党介绍人邵力子。抵达上海后，他们再度陷入经济困境，一日偶然在报纸上得知邵力子在此授课，便决定投奔他。然而，邵力子面对众多昔日学生如同乞丐般纷纷前来求助，倍感烦恼，无奈之下只得诉苦说穷，仅以十二元打发他们离去。这些学生心中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其中一名黄埔四期生杨继荣在离开时，竟顺手将邵力子门后的皮袍盗走变卖，并将当票寄还给邵力子，言辞间满是无奈，表示学生们实在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将当票寄回，请邵力子自行赎回。
文强回家后过了几个月，也没人联系他。他想再这样下去，和组织的关系就断了，就向母亲那里要了一些钱，又去了四川，找到了黄埔同学、中共地下川西特委成员廖宗泽（这个人在文强一生中很重要，他后来也入了军统，成了将军，以后还和文强一起关进战犯管理所），又接上了组织关系，负责领导当时川东农民暴动的军事工作。三十年代初，文强当了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军事委员等职。他在口述自传中不无自豪地说：“当时某负责的苏区，仅有12个县，而我管辖的则有23个，是我所管理的最大的一片根据地。”
倘若非因后来的变故，沿着这条道路前行，文强在解放后或许能跻身共产党的高层领导行列，诸多历史篇章亦可能随之改写。然而，历史不容假设，内部的权力斗争将文强及其众多境遇相仿的同志推入了对立的阵营。
1931年，王明回国开始掌权，党内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7月，文强在重庆被捕，后在组织上营救和川军中朋友们帮助下，终于利用机会侥幸逃了出来。但没想到的是，逃回到自己阵营却比落到敌人手里更诡谲凶险。当他回到重庆，除了妻子兼同志的周敦琬感到十分庆幸，党内别人对他死里逃生竟没有半点庆贺，多冷冷地看他。当时有人暗示：为何众多同志被捕或遇害，他却能从虎口脱险？对此，文强感到困惑，于是让妻子（时任四川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邀请新任省委书记罗世文会面，探讨此事。两人便在一家小茶馆进行了以下对话——
和省委书记罗世文争执激烈。
罗世文见面后的第一句话便说：“你竟捡回了一条性命，我们对你表示热烈的欢迎。然而，你却泄露了机密，这实属不该，恐怕你将面临留党察看的处分。”
文强闻言，面露不悦，便言：“罗世文，你竟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官腔，也不先弄清情况，这可是不寻常的举动。咱们在党内地位相当，何须如此？我何曾对党有过不忠？我既未被组织追责，也成功逃脱，为何还要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这些指责究竟所指何事？我分明是党营救的对象，若非党救，我怎能逃脱？我又何错之有？再者，我所管辖的23个县中，许多优秀党员惨遭暗杀，尸骨无存于嘉陵江。作为省委代理书记，你对此难道一无所知？”
罗世文猛地一拍案桌：“此事不可言传，一旦开口，便是我的过错。你身为23个县的特委书记，对此务必遵从。切勿多问，提问亦将犯忌。须知，我党纪律之严，犹若铁铸！”
文强问：“铁的纪律这么随意？”
罗世文严肃地表示：“我作为省委的使者，正以坚定不移的意志向你传达一项铁的纪律，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这一铁的纪律。”
文强激动地拍案而起，高声说道：“荒谬！你我皆身为共产党员，我身为省委常委，而你则是省委书记。身为同志，交流一番又有何妨？”
罗世文：“这是列宁规定的铁纪律。”
文强怒斥道：“还列宁列宁的，这么做有何意义？竟至自相残杀，实在荒谬至极！”
在一间热闹的茶馆中，文强担心身份暴露，于是提议与罗世文一同前往城墙进行私密谈话。抵达城墙后，罗世文感到不安，疑虑文强有所图谋，于是质问道：“既然你是从事军事工作的黄埔毕业生，你打算对我采取何种措施？”
文强回应道：“误会了，您身为省委代理书记，是我的上司。我将事宜问明，即刻返程，绝无针对您的意图。”
罗世文道：“我言即错。”
文强无奈回应：“既然我们是共产党员，那咱们就以此身份进行交流，又何谈犯错呢？”
罗世文语气坚定地强调：“身为省委书记，我之言即定，非尔等可随意更改。我行之事，恪守铁的纪律。”
文强怒火中烧，语气坚决地说：“罗世文，若今日不将事情真相大白，我誓不罢休，你同样休想离去！”
罗世文无奈地回应道：“既然你如此逼迫，那我就承认错误。共产国际已作出判断，认定中国革命受挫是因大资产阶级分子混入党内所致，他们必须受到惩处，同时要启用工农阶层。你明白吗？像你这样的人，终将难逃此劫。你的出身是大地主家庭，是封建阶级的延续，你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此外，还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并非来自工农，这些人也将被清除出党。”
文强闻言顿时怒火中烧：“马克思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大资产阶级家庭，恩格斯亦然，列宁的家族同样属于大资产阶级。就连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出身亦是贵族之列。你竟对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一无所知。”
斥责完罗世文，文强径自返回家中，向妻子倾诉道：“革命啊革命，到了最后，共产党要取我性命，国民党亦欲将我通缉处决。革命至此，我已陷入绝境，无路可走。”言罢，与妻子相拥痛哭。
文强的夫人，曾是四川省党委首位女性部长、首任女省委委员，亦为已故四川省军委书记刘愿庵的遗孀，她颇具胆识。她劝文强不要在此地徒然等待死亡，而应前往党中央寻找周恩来，向他详述我方困境。她亦提及自己与杨尚昆相识。杨尚昆乃“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我们可以携手前往周恩来处申诉。
‘罗世文同志：我们暂别于你。你继续革命，我亦继续我的革命之路。再见。’信末，我还加了一句外语，并署上了当时的化名——文莱之。”
重返国民党南京组织
抵达上海后，文强恰逢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上海的党组织或遭隐藏或被破坏，中央机关亦转移至苏区。文强夫妇在上海逗留数日，却一无所获，钱财亦告罄。无奈之下，文强对妻子言道：“不必再寻了，即便能找到周恩来、杨尚昆，亦难辨其是否坚守王明路线。若他们站在王明路线一边，我们便是自寻死路。不如回家吧，我父亲性情仁慈，待我极好，对共产党亦无反感。待我与父亲商议，你身为大学生，我自会为你寻得一份工作，确保我们的生活无忧，无需再投身革命。”
文强夫妇回乡后，又赴南京。
文强抵达南京后，拜访了时任总参谋长的程潜，并在那里重逢了廖宗泽。然而，此时的廖宗泽已经离开了共产党，转投军统。在廖的引荐下，文强得以会见戴笠，并向他陈述了自己在共产党期间的经历。据文强回忆，戴笠曾对他说：“你所走过的路，我看来是误入歧途……”他以黄埔同学的身份，推荐文强前往杭州警官学校任职。文强表示，自己仍然在国民党的通缉名单之中，无法担任政府职务。戴笠则安慰他，表示自己会亲自处理此事。不久之后，戴笠牵头，由五位黄埔同学联名出具证明，证实文强与×××已经断绝关系，并由张治中签署命令，正式取消了针对文强的通缉令。随后，文强以中校军衔加入军统，并在警官学校担任教职，同时他也重新回归了国民党。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文强调到上海负责为军统搜集各个司令部的战况，为了便于工作，升为上校高级参谋。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他的黄埔同学、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偶然的相遇，让两个人一下子都叫了起来：“想不到，竟在此重逢！”
袁国平问：“还不归队？”
文强惊疑：“归队？归哪队？”
袁国平语气严肃地说：“你知道吗，周恩来正在寻找你。正是王明路线导致了你们的困境。周恩来已经了解了你的遭遇，并在延安为你昭雪。他希望你能够重返队伍。”
文强质疑道：“怎么还没收到归队的通知？这消息到底发送到哪儿了？”
袁国平说：“该送去四川了。”
文强感慨道：“自离开四川已有时日，即便有通知，恐怕也难以触及耳畔了。”
袁国平提问道：“你与周恩来之间似乎未曾建立联系，他为你平反之事已有六七年，你为何至今未与他取得联系呢？”
文强强调：“实际上，我并未向国民党投诚，他们也没有追责，取消对我的通缉是张治中代为处理的。因此，若我返回并恢复共产党的党籍，这便产生了矛盾。我在国民党内部已有两年多时间，若重返共产党，恐怕又会引发新的问题。”
袁国平回应道：“无需介怀，解释一下便是，我亦能协助你阐明。”
文强直言：“坦白讲，共产党在历史上犯下的错误，固然有其内在原因。譬如，曾在江西时期对AB团的错误处理，导致大量同志无辜丧生，再如王明路线的推行，政策反复无常，我对这种做法深感忧虑，对其成效亦缺乏信心。”
袁国平闻言，文强如此一说，他回应道：“你是说，你不想回来吗？”
文强断言：“面对当前的强敌，唯有先击败他们，方能继续前行。”
袁国平回应道：“好的，我们的友谊之情将得以延续。我将继续留在新四军，今后你若写信给我，请寄至江苏宜兴县府，我定能收到。”
在分手之际，文强感慨道：“你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生活亦颇为艰辛。”遂慷慨解囊，赠予他百元人民币。而随后发生的皖南事变中，袁国平不幸被其警卫员枪决。
在军统晋升中将
淞沪战役失利之际，戴笠委以重任，任命文强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上海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担任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之长。其职责明确，一为应对日本侵略者与汪精卫势力，二为戴笠驻上海之代表，主要负责情报搜集工作。因此，文强重返上海，肩负使命。
文强在上海，依托国民党与清洪帮的联系，积极拓展伪军内部的情报网络，并着力策反高级将领。然而，根据其自述，其成效并不显著，反观自身情报网络屡遭日军破坏，最终甚至连自己的据点亦被日军摧毁，被迫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撤退至香港。抵达香港后，又不幸遭遇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只得狼狈地经澳门返回重庆。
重返重庆之际，戴笠指派文强赴太行山执行两项使命：其一，传闻孙殿英有意投靠日军，需将其牢牢掌控；其二，鉴于华北地区的军统网络已被日军摧毁，需着手重建。文强未多言，便接受了任务。戴笠因此感到欣慰，并将自己的左轮手枪赠予文强。事后，文强感慨道：“我刚刚从上海、香港、澳门险些丧命归来，如今又要踏入那般错综复杂的境地，我还能有何选择？”
文强，以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的身份，率先抵达西安，与胡宗南取得联系，随后转赴洛阳，拜会了蒋鼎文。在蒋鼎文的安排下，他得以顺利进入太行山区。
抵达孙殿英处后，文强方觉局势错综复杂。山上驻扎着国民党的三支主力部队——庞炳勋的四十军、胡宗南麾下的刘进二十七军，以及孙殿英的新五军。这三支军队间矛盾重重，互不买账，各自为政，谁也不服谁。更甚者，庞炳勋与孙殿英均暗地里与日本人有所勾结。文强试图从中斡旋，却收效甚微。
不日，日寇展开清乡行动，孙殿英公然倒戈投敌。颇具意味的是，庞炳勋当时藏匿于山洞之中，无人能寻。孙殿英知晓庞炳勋对烟瘾的依赖，于是下令在洞口附近烟馆设伏。果不其然，未及一周，庞炳勋的烟瘾发作，难以忍耐，只得派副官乔装打扮，潜下山来镇上采购烟土，却意外地被孙殿英擒获。孙殿英从副官口中探知庞炳勋藏身的山洞所在，亲自携带烟土至洞口。起初，庞炳勋坚守山洞，誓死不出，甚至声称若不能坚守，宁愿以死明志，绝不向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孙殿英命人在洞口点燃大烟，庞炳勋在洞中闻到烟土的香气，难以忍受，遂破口大骂孙殿英毁了他庞炳勋一世英名，最终不得不出洞，选择投降。
孙殿英原本意图拉拢文强一同投诚，然而文强坚决拒绝，遂率军统一百余人毅然离去，孙殿英并未加以阻拦。事后，他更是主动担保，将那些被日军俘虏的军统和中统成员悉数释放。由此，众多军统和中统成员纷纷为孙殿英说好话，以至于最终孙殿英投降日军非但未受惩处，反而得到了重庆方面的嘉奖与慰藉。
文强返回洛阳后，转任河南中美合作训练班第三班副主任。当日军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时，他率领训练班成员，负责炸毁国民党撤退路线上的所有桥梁，并在关键路段埋设地雷，以阻止日军的进攻。凭借出色的表现，他不仅有效掩护了司令部的撤退，更确保了训练班两千余人安然无恙，因此他被晋升为军统北方处处长，并被调往西安，负责晋、陕、豫、冀、察、鲁六个省份以及平津两个市的军统事务。
日本宣布投降之际，文强随胡宗南抵达郑州，参与受降仪式。仪式结束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联名向蒋介石发出电报，称赞文强在抗日战争中建树显著，理应晋升为中将。翌年1946年，蒋介石正式批准了这一晋升，彼时文强正值39岁。
他决定退出军统
随着内战的爆发，戴笠委派文强接管东北事务，任命其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的处长。他的公开职务是东北行营的督察处处长，主要职责是构建东北地区的军统情报网络，并对该地区的军政人员进行监督与考察。
东北之行中，文强结识了杜聿明，两人关系相处融洽。杜聿明对文强的能力赞赏有加，同时亦欣赏他不像其他军统成员那样频繁上呈不实报告，因此十分愿意与他共事。
1946年三月，戴笠所乘坐的飞机不幸坠毁，戴笠离世后，军统局内部随即形成三股势力，彼此间的争斗愈发激烈。其中，郑介民，作为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是著名的“十三太保”成员之一；第二位是戴笠的得力助手，主任秘书毛人凤，同样出身黄埔；第三位则是唐纵，他毕业于黄埔第六期，亦属“十三太保”之列。三人皆渴望接任局长的职位。
文强虽无当局长的实力，却深耕地方多年，与众多地方势力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在东北与华北亦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从而成为了三方势力竞相拉拢的目标。然而，文强一时难以预判哪一方能够最终胜出。他深知，无论投靠哪一派，一旦选错阵营，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再加上他原先的靠山戴笠已不幸离世，无奈之下，文强决定退出军统。但鉴于形势微妙，他并未公开宣布退意，而是转而寻求父亲友人程潜的帮助，表示愿意加入程潜麾下，为其效力。
文强在程潜处仅逗留了短短一个月，便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内称杜聿明已被任命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特指派文强担任其副参谋长一职，全面负责人事、司法及后勤事务。
在程潜即将启程之际，他语重心长地叮嘱道：“你们是无法战胜共产党的，你此去需做好沦为俘虏的准备。”文强听后，心中颇感不悦，对这番话颇感不快。
直至1975年，在一场活动中有幸重逢程潜的夫人，她告知我，因程潜与家父间的深厚渊源，他曾对你倾吐过那番话语，劝你切勿前行，然又不宜直言。遗憾的是，彼时你并未领会其意。
闻言，文强泪水涌上眼眶。设想若他当初留在程潜麾下，随其举义，自当不至于身陷长达二十五载的牢狱之灾，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
文强抵达徐总剿总所在地时，济南已然沦陷。他迅速投入了解救黄百韬兵团的激战之中。在此过程中，还发生了一起险些提前终结淮海战役的小插曲。
一日，文强陪同杜聿明自南京搭乘航班返抵徐州。杜聿明一入机舱便陷入了沉睡。然而，飞行已超过半小时，飞机仍未降落，文强心中不禁生疑，遂向飞行员询问缘由。飞行员回应道：“飞机已飞越徐州上空，但跑道上的灯光并未点亮，无法实施降落。目前，飞机正转向济南，旨在寻找可供降落的机场。”
杜聿明闻及济南之名，立刻精神一振：“难道不是大明湖所在之地吗？怎会落到此处？王耀武在此败北，共军重兵云集，若我军投降，岂不是沦为阶下囚？速速撤退！”
文强也喊到：“现在这里是共产党的地方了。怎么还要落下去？”
驾驶员惊慌道：“我要降落了。”
文强：“降即被俘。”
驾驶员感叹道：“途经徐州时，四周一片漆黑，连一丝灯光都难觅，既看不到跑道，又无法盲目实施降落。”
文强猜测：“徐州电厂可能出问题。”
杜聿明焦急地问道：“这该如何是好？我们能否立刻飞回南京？”
文强言道：“昔日戴笠于重庆遭遇迫降，曾施一计，此法亦可供我等借鉴。速与徐州取得联系！”
机舱内的电话线路连接至徐州，文强随即拨通了刘峙的电话，告知：“徐州机场目前并无灯光，我方将返航。请您指示，派员购买二三十盏风雨灯，沿跑道均匀摆放，每隔五尺放置一盏，以确保飞机能够安全降落。戴雨农曾采取过类似措施。”
飞机调转航向，重返徐州上空。徐州机场跑道上的风雨灯闪烁着，照亮了整个跑道，使得降落变得清晰可见。驾驶员宣布：“现在，我们可以安全降落了。”
返抵徐州不久，黄伯韬的部队便遭覆灭，而黄维的兵团亦陷入了重围之中。
文强的手下却抓到了七个解放军的便衣人员，情况报告给杜聿明后，杜让就地枪决，文强觉得这样违反国际法，就自己做主关了起来，后被困陈官庄时，因粮食困难，军法处长埋怨说“我们连粮食都难以维系，却还要养活他们。”文强听后，便下令释放了这些人。
一为投放毒气弹，二为杀害七名解放军武工队员。当北京派出的审查人员对此事进行调查时，杜聿明尚且浑然不觉，焦急万分。文强便向他透露，那七名队员被我释放，毫发无伤。时光荏苒，距今已有十年，若他们当时幸存，恐怕早已官至高职。我至今仍记得他们的名字，可以供北京方面查阅。
再有，有人便说，即便投放毒气弹之事与你无关，陆军并无此类武器，那是南京派空军所投放，因此责任当归于南京方面。再者，当时所投掷的并非致命之物，仅是催泪瓦斯。事后，北京审查组特意搜寻那七位当事人，结果他们安然无恙。1959年12月，杜聿明获得特赦，比文强提前了15年。在杜聿明被特赦之际，他对文强说道：“正是你这个副参谋长的救助，使我得以特赦，否则我无法获得宽恕。”
解放初期，在对国民党被俘人员定罪的过程中，文强被判定为甲级战犯，其排名甚至超过了杜聿明，这让文强感到颇为困惑。
“上尉书记官”陷入绝境
1949年1月，杜聿明指挥下的三个兵团，共计四十余万人，被困于陈官庄，陷入绝境。彼时，他们既无粮草，亦无医药，全赖南京方面的空中补给。南京方面虽竭尽全力，每日空投的飞机次�数高达120架。即便是民航飞机，亦被动员参与其中。然而，所获粮食与弹药，却不足空中投掷量的三分之一，大多数物资竟不偏不倚地落入了解放军手中。
文强对负责空投的人员产生了怀疑，遂前往寻访杜聿明。杜聿明解释称，这位空投司令是其昔日的旧部，自滇缅路抗击日军时期便追随其左右，应当不存在问题。然而，后来方才得知，那位空投司令实则是一位共产党员。
在解放军发起全面攻势之际，杜给文强拨通了电话，告知他需于午夜十二时在邱清泉第五军军部汇合，随后一同尝试突围。文强抵达军部时，却发现杜已先行逃离。身边仅余九名部下，无奈之下，他只得换上尉官制服，向东南方向疾驰。历经二十余里，抵达一条河流旁，已力不从心。此时，他遇见了四五十名解放军少年，年纪约在十五六岁。文强的副官询问是否开火，文强思虑再三，认为即便击毙他们，也未必能成功逃脱，遂下令将枪械全部丢弃于地。这些少年见状，立刻上前抢夺武器。夺得武器后，他们又奔向其他地方收集更多武器，忙于携带枪械归队报功，对文强等人却置若罔闻。
文强对部下叹息道：“我已无路可走，你们各自逃生吧。”他手中紧握着戴笠所赠的左轮手枪，心中已决意一枪了结自己。就在此时，一名卫士猛地夺过手枪，将其掷至地面，紧紧抱住他痛哭失声。不久，解放军的士兵们赶到，将他们俘虏，并将他们押送至距离陈官庄约二十余里的解放军俘虏营。
抵达俘虏营之际，文强自报家门，声称其名李明，担任上尉书记官一职。
那日气温骤降，寒风凛冽，文强着装单薄，不禁浑身颤抖。恰逢一位炮兵少将路过，见状便慷慨解囊，将自己的呢子绑腿取下，缠在文强腿上。用餐之际，另一位工兵少将亦伸出援手，将自己的筷子和食缸赠予他。此外，还有多位同志纷纷送来毛巾和大衣。自此，解放军队伍中便开始对他格外关注。
用餐完毕，一位政治委员问文强：“你担任什么职务？”
文强道：“上尉书记官。”
政委言道：“上尉书记官，你似乎受到了众多少将、中将的尊敬，你的身份似乎远超一个普通上尉书记官。”
文强自称：“我是上尉书记官。”
政委并未多言，仅是简要阐述了我国解放军的方针政策。
翌日，政工干部再次登门拜访，携带着水果与香烟，他询问道：“你们前线指挥部先前的那位中将副参谋长，在战事中再度晋升为代参谋长，身材高大而苗条，你是否认得这位上尉书记官？”
文强表示：“由于相隔甚远，我不过是上尉书记官，对于其他事务，我实难明了。”
政治委员手持一张文强的影像，询问道：“你瞧瞧，这照片上的他，你认得吗？”
文强一经认出，便将照片猛地掷于桌上，言辞激昂道：“既然众位都已明了，还何必多问！”
政委言道：“今晚，我要求你亲自出面，对那些战俘发表一番讲话。你只需表明身份，宣称自己是中将代参谋长，仅此一句即可。”
夜幕降临，众人围坐在场中央，一张八仙桌被安置其中。文强挺身而立，桌面之上，他开口言道：“这边政委有命，要我发表几句言论。言及何事？我乃指挥部的临时参谋长，官至中将。”
会议结束后，文强刚踏出屋门，便被众多人簇拥，他们纷纷说道：“参座，参座，您刚才寥寥数语便立下了赫赫战功，言毕，立刻就有十一位将军挺身而出。”
数日之后，文强等犯人被押送至山东潍坊，与先前被捕的王耀武等一众同僚合并组成了一所高级班。该班成员均为中将级别，自此，他们正式踏上了战犯的历程。
文强被捕之后，其妻葛世明随即被南京当局安排赴台定居。
葛世明，一位在淞沪会战期间逃婚的女大学生，曾得到文强的救助。彼时，她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文强便安排她前往后方，投奔自己的妻子周敦琬。自此，葛世明便在文家细心照料周敦琬的孩子。不幸的是，1940年，周敦琬在手术过程中遭遇日军空袭，医生因恐慌，不慎将一把止血钳遗留在她的腹中。不久后，周敦琬因急性腹膜炎不幸离世。临终前，她留下遗嘱，对文强说：“将儿子托付给葛世明，她与我情同姐妹，你便与她再婚吧。”
1944年，文强与葛世明喜结连理，婚后，他们共育有三个可爱的儿子。
葛世明在台湾收听了大陆电台的广播，内容提到国民党将领放下武器即为朋友，并称在大陆的国民党战犯生活得很好。恰逢一位与文强一同被俘的官员因职务较低获释，他逃至台湾后告诉葛世明文强在山东。葛世明由此萌生退意，带着三个儿子离开台湾，逃回大陆。
逃回之后，葛世明即刻赶往山东，意图探望被囚禁的文强，却未能获准相见。随后，他又前往上海，暂居于往昔乳母的家中。
上海市市长陈毅接到了一份报告：“一位从台湾归来、身居高位的国民党将领之妻，携带着她的三个子女。”
昔日，文强随朱德一同赴川，彼时他担任朱德军政治部的组织科科长，而陈毅则是师部的宣传干事。二人交情匪浅，陈毅便语重心长地说道：“对待文强的家属，要好好照顾她。文强曾是我们的战友，虽因不公而离队，但绝非恶人。如今众人纷纷逃往台湾和香港，她能归来，实乃幸事。”
在陈毅的悉心安排下，葛世明荣幸地成为中苏友好协会的一员，并加入了妇联组织。身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她亦获得了教学岗位，两所学校的邀请令她的职业生涯再添光彩。她的待遇之优，令人称羡。同时，文强原先在上海的住所也已顺利归还。
随着时光流转，陈毅被调往北京，担任外交部长一职。随后，我国又掀起了大规模的镇反运动。有人指出，上海在对待反动派的政策上过于宽松，甚至有战犯家属得以加入中苏友好协会，还成为妇联的一员，并在两所学校任教，待遇之优厚令人咋舌。然而，一夜之间，葛世明的工作与薪酬被剥夺殆尽，她被迫在学校打扫厕所，每日遭受压迫，被迫交代问题，饱受批斗之苦。葛世明心中愤懑不已，却无可奈何。
每周日，公安局的工作人员都会找她询问过往的历史问题，甚至有一次提问道：“以你的身份，本应急忙逃往台湾，却为何带着全家人从台湾归来？这是否意味着你接受了某种特殊使命？”
葛世明心灰意冷，于1955年春的一个夜晚，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她叮嘱孩子们要团结友爱，并对奶妈深表感激，强调她是对全家有恩之人，希望孩子们长大成人后能对她悉心孝顺。待孩子们安然入睡后，她独自前往厨房，打开了煤气开关，选择了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为了防止家中其他人中毒，她用布条将厨房的门窗缝隙全部严密封闭，甚至连厨房通往厕所的排气管也用碎布彻底堵死。她躺在了厨房中的一张大桌子上，身上覆盖着一条洁白的床单。不幸的是，半夜时分，奶妈发现了她，邻居们也纷纷伸出援手，将她送往医院。当时她还微弱地呼吸着，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医院方面却以反革命分子自杀为由，拒绝进行抢救，声称需等待上级批准。然而，等到批准下来，一切都已为时已晚......
拒绝写悔过书
在山东的高级战俘营近半年后，管理所将一些重要的人员，转移到了北京的功德林监狱，文强的编号是72号。
文强对功德林监狱很熟悉，在军统北方区时曾来过这。这所监狱是戊戌变法后，学习外国成立的，开始叫“模范监狱”。后来是日本宪兵队的监狱，抗战胜利后关过一些汉奸和刑事犯。
文强在功德林里面很不高兴，说我们是战俘，不是罪犯，为什么往监狱里送，吵着要见周恩来。
监狱长找文强谈话，说说你们反共反人民，就是犯罪，要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你们每个人要写一个悔过书。文强说：“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祖上就没写过这个东西，我不能写！”
后来文强也承认了错误，写出了一些交待材料，但就是不写悔过书，最后也只好由着他了。
1985年，文强无意间同在美国的原下属蒋志云联系上了。
蒋志云当时是台湾省的“国大代表”，写信邀请他去美国玩。文强找到了邓颖超，说想去美国看看，在邓颖超的安排下，经公安部特批，文强于9月前往美国旧金山。
拒绝领100万美金
到达美国时，蒋志云带全家去接他。文强的堂弟文中侠也特意从台湾赶了过来。文强很奇怪，你怎么知道我到了美国？文中侠说：你来美国的消息，蒋经国“总统”早就知道了，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你的行踪啊，台湾都知道。
文强在美国住了一百多天，80岁大寿也是在美国过的。蒋纬国特意让人送了1000美金作为寿礼。蒋志云放大了一张文强1945年升中将那天照的戎装照送给他。文强很高兴，一直挂在家里直到去世。
文强临回大陆前，蒋志云忽然说，欢迎文强到台湾去，说在台湾文强存有100万美金，希望去台湾领这笔钱。
文强吓了一跳，说：“我在台湾一个钱也没有，我没有这笔钱，你们不要胡说！”蒋志云说：“你是国民党中将，每月固定工资400美金，每月还有1200美金特别费，一个月就是1600美金，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积累下来，差不多有100万美金了。你知道吗？台湾方面认为你在大陆坐牢是在职，你在大陆坐牢，受了不少罪，应该给你钱。”
文强很有意思，说，我正和老婆闹离婚（特赦后新找到的一个），如果拿了这个钱，要分一半给她。儿子媳妇亲戚朋友，都要钱，我给不给啊？自己找麻烦嘛。再说，拿了这笔钱，在大陆上不好做人，回去就对不住共产党，对不住邓颖超了。他说：“我不能拿这个钱，我也没这个钱。淮海战役我打了那么一个大败仗，还跑到台湾拿100万美金？再说拿这个钱也没法回大陆，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2001年1月政协举行了一个56个民族大团结的盛会，由文强致闭幕词，并给文强一个“世纪老人”的称号，文强很高兴。
会后，一家报纸采访文强，问：“做一个人怎样才有意义？”
文强回答道：“我体会有两句话：第一话是：生时问心无愧。我写日记的时候，都要想一想，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有损于别人？是不是问心无愧？第二句话是：死时不要有人指着我的头骂我。如果将来有人提到文强，我希望他们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2001年10月22日下午4点30分，文强在北京去世，终年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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